我在香港之病文章里说的解决香港香港问题要害是解决民生问题，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但不等于能解决所有问题。香港还是那个香港，如何成为理想的香港之治，恐怕有好多问题要研究探讨。

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先生的一国两制英明决策，从伟大构想到制度设立继而能成功的落地实施，可以说在当时是给出了解决诸如类似香港等世界历史遗留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制度的构思和设立无疑是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文明的民族的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等思想智慧的结晶。这一制度也体现着伟人宏博宽容的伟大情怀，体现着对未来时局高瞻远瞩的预知预判和运筹帷幄的深谋远虑。历史证明了一国两制伟大创举在香港得以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从制度设立到历史实践都证明了这个创举的伟大和正确。这说明我们还要坚持这个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道路正确，也可以说政治正确。

一国两制是以一个国家内实施两种制度作为制度基础及前题的，一国和两制是相互统一的问题的两个方面。既要实行两种制度又要把两制制度并行不悖的统一在一国。保持香港的相对地域独立和制度独立，但也要维持在一国的前提下。两方面都很重要，不能放任于香港的片面资本主义制度独立而忽略了一国问题。一国就是一国之治，这些年香港实践说明我们对此缺乏了如何实现一国之治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放任不是一国两制，也不是香港的未来。如何体现并落实在香港的一国之治也许是当前中央政府在香港能有所作为的新命题。

既然一国两制之“一国”和“两制”是对立统一的两个问题或者说两个方面，那么说我们在对待两个课题上都要同样的重视，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行。这是两个并行的实践问题。香港长久以来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和完整是有目共睹的。但在统一回归了二十多年之久的今天之香港，任然会成为反华势力、分裂势力、西方颜色渗透势力的温床和跳板，甚至于还会沦落成某些个所谓大国的干预破坏的棋子，实在是让人痛惜，这说明了我们在一国之治方面存在着相当的诟病和过失的。需要我们深刻地反思。

中国有句传统名言叫做子不教父之过，儿子长歪了是做长辈和父亲这个负有教养义务的没有尽到应有之责任的结果。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香港无知青年动辄恣意将矛头对准中央政府，将所有问题甩锅给国家或者中央的根本成因所在。其振振有词真有点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让人汗颜。一味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应对，才使得一些所谓“爱港人士”产生了赚了便宜还卖乖的境状，着实是一种很尴尬很难启齿的情况。但这是事实，甚至于敢于公然地诋毁玷污中央和国家，可谓到了触目惊心忍无可忍之境况。一句话，缺了管教。这也是当前有人提出的香港二次回归理由所在，这些人还是看透了一些问题表面背后的实质成因。在世界高度国际化信息化，全球高度融合的今天，香港特别是作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都市，岂能偏安于一隅？这个缺了管教的香港会长成什么样子呢？？？

在我看来，一国两制的国家治权与香港的制度独立的贯彻是一个持久弥新的课题。香港几次出现问题，虽然得到平息，但今天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如何在香港实施一国之治问题。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是统一在中国一个国家内的香港，这是一国两制两个基础的其中之一，否则就不是什么一国两制，而会成为多国共治，必然乱象不断。香港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回归，不存在再次回归或者说二次回归问题，问题仅仅是在制度基础的另一个面上，即如何在香港实现国家统一体系下的国家治理。什么是管理，有管才有理，你不管他就不理。国家治理一样，你不治他如何理你。如何把握一国之治这个度，一国怎么实践这才是问题要害，也是当下中央政府的着力和作为所在。就和修例一样，岂可半途而废，越是放任不管，则越是无可管无法管无以管。迟迟早早都要去管去修这个例，可以自下而上，也可以自上而下。

把香港彻底治理好，使之变为中国之香港华夏之香港，才是当务之急，才谈得上发挥中央和香港两个积极性。在国家统一治理方面我们要多下文章下功夫，患得患失不可取，还是要多用点力道。当然要把握好这个力道，要善于出手，出手必制胜才行。在惩奸灭暴上，在立制收权上，在止乱治叛上，在反制域外势力上等等，都得要有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要立言立威立制。总而言之，在港实一国之治方可固本，在保持香港相对的经济社会制度、相对自由资本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切实实施好国家对香港的有效管理和治理，才是正道。

香港这个世界东方文明之都---东方之珠，而今却成为了东方奇葩。回归的香港成为文明冲突的集散地，沦为失落的伊甸园。听之任之任其逍遥，必酿大祸，是放任才导致了今天的恶果。既然要经略海洋，经略世界，怎么不能经略好香港呢。面对矛盾，面对所谓文明冲突，面对西方列强的干预，面对域外的各种毒瘤侵扰，我们采取了什么有效的措施加以管控呢？一国必须是国家治权的实现，香港最终必须回归于大统；而两制也就是可以继续的自由的市场经济。

（天之大写于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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