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不知为什么，敦煌又火了一把，网上能看到不少关于敦煌莫高窟的文章和视频。在现在这个各方面都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信息往往会兴起一段时间然后沉寂，我很好奇是因为什么原因让时隔多年的敦煌重现。
于是我打开浏览器搜索敦煌，在一篇文章的最下面，我找到了链接，链接的名字就是简单的三个字——樊锦诗。樊锦诗，这个名字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不了解她的生平，这是很正常的。
她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被誉为“敦煌女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她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代表作品有《敦煌石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等，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这一连串的荣誉，是她用半生的岁月换来的，是她用半生的坚持换来的，是她用半生的抗压换来的。

(一)毅然决然，奔赴敦煌

“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樊先生提到。
那个时候的她多大？我算了一下，她是1938年出生，至北大毕业也就25岁，这个年纪在如今来看略微有点大，然而她在当时也是风华正茂的一枝花。这样一枝在温室里成长的花，在毕业后却毅然决然地选择服从学校的分配，前往条件艰苦、各方面发展滞后的敦煌。
没有去过敦煌的我也能想象那里环境的恶劣，一提起敦煌，我就能想到莫高窟，戈壁滩，漫天的风沙，寒冷的天气。在那个时代，我觉得水电都会时不时供应不上，通讯困难，交通不便，住宿条件差，这些足以击溃一个人的心理。
对此，樊先生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

(二)离家数年，两地分居

“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这是樊先生谈起孩子所说的话，满满的慈祥和母爱。
1966年结婚的樊锦诗先生和她的丈夫彭金章先生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个被分配到敦煌，另一个去了武汉大学。樊先生不愿放弃敦煌，因为常书鸿的精神，因为敦煌精美的壁画，因为北大的传统。
樊先生提到了她在北大的老师，北大的精神传统和学术氛围对她有很深的影响，一个人做任何事都要严谨诚实。比如宿白先生所说的：一二十年之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够做出大的学问。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走在自己的路上，一定要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在关键的时候不糊涂。后来在敦煌研究院中这一精神也一直深深影响着她。
因此新婚不久的两位只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彼此的思念。后来啊，彭先生妥协了，放弃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被调到敦煌研究院，我想，樊先生在看到丈夫的那一刻应该会很感动，这就是真爱。
樊先生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三)为保文物，力顶重压

“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这是樊先生对自己的要求和对莫高窟的承诺。
1998年，在敦煌待了35年的樊先生接任敦煌研究院，成为第三任院长。然而也就是这一年，全国掀起了“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的热潮，有关部门想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其实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不失为一个打广告的好机会，既可以宣传莫高窟的文化，又可以获得活动经费。
当时的樊先生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先生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
是啊，要是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能怎么办！因小失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对得起我们的先祖吗？对得起我们的后辈吗？对得起我们自己吗？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国千百年来历史的见证，决不允许出现问题。

我并没有看完《我心归处是敦煌》，但是我已经了解大致内容，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先生，她守护国宝，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她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但却用数十年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
我相信，樊先生的事迹会影响到一代人，樊先生的精神会传承下去，敦煌的风沙会飞舞着迎接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