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在西方人眼里是个神圣的称呼，能够配得上著名哲学家称号的人并没有多少，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当然是著名哲学家。
西方近代的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也是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的哲学家同样不少，像尼采、克罗齐、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维特根斯坦、罗素等。
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著名哲学家，像老子、孔子、庄子、魏晋王弼、宋、明张载、朱熹、二程、王阳明、王夫之等人。
中国近、现代历史有著名的新儒家学派，像梁漱溟、熊十力、牟宗山、冯友兰、徐复观等人。
中国当代呢，能够被称为哲学家的好像很难找，更不用说成为著名哲学家了。
当然，中国当代产生了数不胜数的哲学史家和阐释学家，即要么研究中外哲学史，要么研究中外哲学家。如柏拉图研究专家、康德研究专家、老子研究专家、庄子研究专家、王阳明研究专家，等等。
如果到高校或研究所图书馆简单一浏览，就可以发现类似的浩如烟海的研究性著述。
中国当代为何没有出现著名哲学家？这个问题原因众多，其中至少有以下几点：
许多人对哲学学科持有偏见。和欧美文化崇拜哲学家或科学家不同，中国文化崇拜圣人。在国人看来，圣人是最有智慧的人，而且道德高尚，高瞻远瞩，能够代表古往今来的所有真理。
所以中国文化有复古的传统，一旦遇到困难或问题，就习惯性的回头看，好像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在过去，而不在未来。有人说，中国文化缺乏创造性，缺乏创新精神，这就不足为怪了。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地，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的话几乎影响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
比如晚清的康有为搞革新还非要加个“托古改制”的帽子，真是匪夷所思。
革新就是革新，为何非要戴个旧帽子？而且康有为还选了一个特别旧的帽子，他想从先秦古籍里面寻找灵感。
其实康有为心知肚明，晚清革新不就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才产生的吗，但为了满足清朝统治者的虚荣心，才故意搞了个托古改制的帽子。真是无可奈何又显得很可怜！
正因为晚清有这种社会文化氛围，康有为的百日维新不夭折才奇怪呢。
哲学是文化的母体，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根基。这种思想早已得到西方思想家的认可。试想，如果没有洛克、卢梭等人提出的权利平等思想，西方怎么可能产生启蒙运动？
如果没有伊拉斯谟提出的人文主义哲学，欧洲也不可能发生文艺复兴运动。
如果没有奥卡姆、马丁路德等人的宗教哲学，欧洲也不可能产生新教改革。
如果没有文艺复兴（14世纪）、宗教改革（16世纪）、启蒙运动（18世纪），欧洲不可能发生推翻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大革命。
尤其是，文艺复兴和启蒙哲学家提出的平等、自由等观念，构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与核心；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法律的理论基础，如英国的《大宪章》、法国的《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都是如此。
在许多国人眼里，哲学好像没有用处，是最没有价值的学问。所以一提起哲学，很多人会说：搞这个东西干嘛，大而空洞；一不能挣钱，二没有实际用途。
这也是现实行情，现在学哲学的学生找工作确实不太容易，真是没有办法。社会的功利环境即是如此，个人的力量又能如何？
中国学术界的风气太浮躁，缺少培养哲学家的土壤。哲学家是什么人？哲学家是发现问题的人，或者解决问题的人。
比如苏格拉底、笛卡尔、奥古斯丁、老子、庄子、孔子都属于发现问题的人。他们发现了许多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像理性和感性的关系、文化和自然的关系、知识和道德或科学的关系，等等。
这些哲学家的思想非常深刻，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中西方文化发展的基础，像孔子的“仁”学思想、老庄的“自然主义”、苏格拉底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奥古斯丁的信仰主义。中西方哲学的发展就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和延伸的。
中外哲学家还有另外一种类型——解决问题的人，像西方的康德、黑格尔、胡塞尔，中国的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家都属于这种类型。
所谓解决问题是把前人提出的难题综合概括，以求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像康德的“三大批判”是为了解决信仰和理性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魏晋玄学是为了解决佛学和道家的关系问题；宋明理学是为了解决儒、释、道三者的关系问题。
无论发现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需要哲学家沉下心来，保持一颗淡泊名利之心，把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献给思想。试想一下，当今社会消费主义盛行、竞争激烈，有几个人能够清心寡欲、淡泊名利，执着于追求哲学真理和智慧？
中国人常说，有得必有失。一个致力于哲学思考的人需要放弃很多东西，说不定连养活自己都不易，更不用说用哲学挣大钱养家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人生在世不能离开社会和环境，也不能脱离家庭，所以人固然可以改变环境，但更多时候是环境的产物。
中国当代哲学缺少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自然、文化或道德心性的关系，新儒家学派思考儒学的现代性。
西方哲学也有思考的问题，像世界的统一性、知识和道德的关系、理性和信仰的关系、语言和存在的关系。